• 六合猜鲁迅杂文有什么特点?
    发布日期:2020-01-26 08:0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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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、鲁迅的杂文具有高度的说服力,长篇的论证严密,短篇的一针见血,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,把道理说得清楚、充分、深刻。

  2、鲁迅杂文擅长分析,他的论辩能制强敌于死命,揭露矛盾的方法也多种多样。

  3、鲁迅在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,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。寥寥几笔,逼线、鲁迅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,表达思想。鲁迅的形象化手法,都表现了贴切、平易、新鲜的特点。

  5、鲁迅杂文的感情力量,特别表现在讽刺上。他认为:“‘讽刺’的生命是真实;不必是曾有的实事,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。

  总之,鲁迅的杂文,形式丰富多彩,手法不拘一格,莫不清新独创,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。嬉笑怒骂皆成文章,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。

  鲁迅的杂文,无疑是他无与伦比的独创的思想天才和艺术天才的结晶。关于鲁迅杂文的思维特点,是鲁迅研究专家早就注意了的问题。徐懋庸和曾分别指出唯物辩证法在鲁迅杂文中的出色运用;冯雪峰认为鲁迅杂文是“诗与政论的结合。”唐弢认为鲁迅杂文是逻辑和形象思维与具体材料和统一。我们认为更确切的说法是,鲁迅杂文是辩证的理论思维和情感形象的审美思维的完美统一。那么鲁迅式的辩证的理论思维有些特点:

  1、微观和宏观的统一。鲁迅杂文内容是极其广泛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,大到整个“社会”,整个“文明”作批评对象,小到寻常的社会现象,但又“以小见大”,“借一斑而略窥全豹,以一目而尽传精神”。这种分析和综合相结合,鲁迅曾在《准风月谈后记》中,有很好的说明:“我的杂文,所写的常是一鼻、一嘴、一毛,但合起来,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。”

  2、微观和宏观的统一。在鲁迅杂文中,有单纯的历史考察和单纯的现实解剖的出色篇章,但大多数是历史的反思和现实剖析相统一的,这是鲁迅杂文辩证的理论思维的重要特征。鲁迅这类杂文,善于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勾画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,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规律,鲁迅的杂文,包容我们民族的整部历史,充满丰厚有历史感和深刻的历史预见性。

  3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。鲁迅的博识是无与伦比的。他精通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、医学、地质学,也有丰富的文学、绘、历史、哲学、宗教、道德、法律、民俗、考证等。使他的杂文在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时,总能得心应手,运用自如地调动有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知识。

  4、“破坏”与“建设”的统一。鲁迅的杂文,是不留情面,坚忍不拔地“暴露”和“攻打”旧社会和旧文明的匕首和投枪,充满着批判和战斗的激情。别林斯基说过:“任何否定,如果要成为生动的,诗意的,都应当是为了理想而否定的”。杂文家的鲁迅,既是尖锐的社会批评家,又是伟大的社会改革家,既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,又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,他杂文中的“任何否定”都是“为了理想而否定的”。

  因此,鲁迅的杂文是以议论为主的文学散文,是辩证的理论思维和情感形象的审美思维的互相统一和有机的融合,这一思维的根本特定,决定了鲁迅杂文带有鲜明的艺术特质:即集中表现了议论的形象化、议论的理趣化和议论的抒情化。

  1、议论的形象化。鲁迅曾对自己杂文的艺术手法有一个基本的说明:“我的坏处,是论时事不留面子,砭锢弊常取类型”,因此,他的杂文并不局限于描写这一个具体的人与事,而使它具有历史的概括性和普通性,成为这一类人和事的图象和标本,这就是鲁迅所说的“常取类型”。这也是要求作家杂文创作时,议论要形象化。而议论形象化的途径和方法很多,首先是借助想象、联想创造出那些带有比喻和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,如“落水狗”、“叭儿狗”、“夏三虫”、“二丑”等形象,创造的意象如“黑色的染缸”,“小摆设”等。单就“叭儿狗”类型形象的创造,就让人拍案叫绝,不仅在早期杂文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一文中得到充分的刻划。而且鲁迅与形形色色的“叭儿狗”长期战斗中,不断地画出了其种种变幻,如“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……就叫起来,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”,“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的‘叭儿狗’”;“即使无人豢养,饿得精疲”,《而已集小杂感》变成了野狗了,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,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“丧家犬”,曾经是激烈的狼,现已“被驯服”,失去了“野性的”狗,“地位虽在主人之下,但总在别的统治者之上的”。“殖民地上的洋大人”的“宠犬”,“岌岌不可终日”,《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》,“一有变化,它们就另换一付面目”的“不忠实”的狗等等。《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》将鲁迅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,陆续勾勒下的“狗相”合起来看,现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“走狗”的类型形象,都得到了充分的刻划与表现。又如1932年,《二丑艺术》,“二丑”乃是戏剧里“二花脸”,鲁迅说这是由于“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,提出精华来,制定了的脚色。”鲁迅认为二丑的本领在于他们有帮闲之才,“懂得些琴棋书画,也来得行令猜谜”。并以“小骂大帮忙”为目的。比如对主子说“老爷,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,您老人家的可有些脏,应该洗一洗。”在帮凶或帮忙,也显得特别的阴险,尽量不露痕迹,“有谁被压迫了,他就来冷笑几声”“有谁被陷害了,他又去吓唬一下,吆喝几声”,然后转过脸来,对看客指出主子的缺点,一面摇着头装起鬼脸说:“你看这家伙,这回可要倒楣哩!”这后一手的二丑的特色,也是他们的绝招,他们既要不失主子的宠幸,又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。其次是起绰号或漫画,鲁迅曾《五论“文人相轻”——明术》中说:“果弋里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字——或者也是自夸——说是名号一出,就是你跑天涯海角,它也要跟着你走,怎么也摆不脱。”鲁迅很赞赏“五四”时期钱玄同创造的“桐城谬种”和“选学妖孽”,认为只有他自己创造的“革命小贩”和“洋声恶少”,差可匹敌。“革命小贩”是骂杨邨人的,这位曾加入,28年参加太阳社,叛变革命之后,竟在《现代》杂志,公开揭起“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”之旗,攻击鲁迅等对“第三种人”的批判是错误的。所以鲁迅在《答杨邨人公信的公开信》,揭露杨邨人是“革命声中的一位小贩”,“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”,为做稳,“第三种人”起见,“总得一点零星的忏悔,对于统治者,其实是颇有些用处的”。“洋场恶少”指的是施蛰存,这是一位《现代》杂志主编。向青年推荐《庄子》、《文选》,鲁迅发表了《重三感旧》一文,进行了恳切的批评。但施蛰存立即写《〈庄子〉与〈文选〉》进行反驳,说鲁迅文章如没有古文学的修养,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,还讽刺鲁迅用骈体文为《淑姿的信》作序,因鲁是“素昧平生,无话可说,以骈文含胡之。”针对施不良倾向和态度,鲁迅又写下《“感旧”以后》(上)、(下)、《扑空》、《答兼云》等许多杂文,明确揭示这“虽为书目所引起,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,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”,“是一大群遗少群的风气”。鲁迅还严正批评对手在论争中的表现:“无端的诬赖”,“猜测,撒娇,装傻”,这就不仅是“遗少”的问题,还现出“洋场恶少”的本相了。除此之外,还有“捐班文人”、“粪帚文人”、“商定文豪”等,也都是“寥寥几笔”,就把对象“形神毕肖”勾画出来,让他们逃到天涯海角也甩不掉的。

  再次是描摹人物的动作、声口、心理。例如陈西滢和徐志摩的互相吹捧,徐志摩说陈西滢学法朗士的文章当得起“有根”,只有他才当得起“学者”的名词,陈西滢则说徐志摩在新文学家中“尤其”特出,鲁迅嘲弄说,现在中国的“有根”学者和“尤其”的“诗人”是“互相选出”了(《无花的蔷薇》)三十年代初胡适转向反动,去拜谒“废帝”溥仪,鲁迅在《二心集知难行难》中引了谒见后胡适对人说起他们当时的对话:“他叫我先生,我叫他皇上”,仅此一句,就将胡适的反动和无耻写尽了。又如刘半农1933年参与北京大学招考,在阅卷中,有考生把“昌明文化”写成“倡明文化”,这本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错误,可是刘无聊透顶,自己写起自批自注的打油诗,发表在《论语》上,对比大加嘲笑:“倡即‘娼’字,凡文化发达之处,娼妓必多,谓文化由娼妓而明……”等等。鲁迅见了很反感。便著文《“感旧以下”》(下),把考生的字和刘半农的自批自注的打油诗放在一起,刘半农的浅薄相就暴露无余(教授),并且说《诗经》里有“倡予和女”,至今还没有人解作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”的,有理有据地反驳了刘半农。

  以上几种方法,均为鲁迅杂文写人的灵魂方法。鲁迅杂文中人物形象的刻划自然同小说或纯文学散文不同的,带有片断的、漫画夸张的性质,同时它是直接逻辑评论服务的。德国诗人海涅在《论德国宗教与哲学》的历史中评论莱辛的一段名言,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杂文形象创造的意义。在那里,海涅说:“他(莱辛)用他才气纵横的讽刺和极可贵的幽默网住了许多渺小的作家,他们象昆虫封闭在琥珀中一样,被永远地保住在莱辛的著作里,他处死了他的敌人,但同时也使得他们不朽。”鲁迅和下的许多杂文形象,确有“不朽”的思想和艺术价值。

  2、议论的理趣化。朱自清在《鲁迅先生的杂感》中说:“鲁迅先生的《随感录》……还有一些‘杂感’,在笔者也是‘百读不厌’的。这里吸引我的,一方面固然也是幽默,一方面却还有别的,就是那传统的称为‘理趣’,现在我们可以说是‘理智的结晶’的,而这也就是诗。”鲁迅非常强调杂文要有“趣味”能引人发“笑”,能给读者以“愉快和休息”,鲁迅也反对为“笑”而“笑”,为“幽默”而“幽默”,为“滑稽”而“滑稽”,反对把“肉麻当有趣”的庸俗低级“趣味”,鲁迅的这一切主张贯彻在他的杂文创作里。鲁迅无疑是一位卓绝于古的“笑”的大师。罗马诗人贺拉斯曾说一句名言即“含笑读真理,又有何妨?”作为杂文大师的鲁迅,不仅是勇猛无畏地狙击中国的旧社会和旧文明的“霹雳手”,他还是“含笑谈真理”的讽刺和幽默大师。“含笑谈真理”是鲁迅杂文思想和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,是鲁迅杂文为读者长久喜爱、传诵不衰的一个奥秘所在。例如《隐士》隐士尽管“泰山崩,黄河溢”,却“目无见,耳无闻”,但“苟有议及自己或他的一伙的,则虽千里之外,半句之微,他便耳聪目明,奋袂而起”。又如《病后杂谈》,揭发反动统治者施行“仁政”,鼓吹“君子远疱厨”自欺欺人的实质。“君子非吃牛肉不可,然而他慈悲,不忍见牛的临死的”觳觫,于是走开,等到烧成牛排,然后慢慢的来咀嚼。牛排是决不会‘觳觫’的了,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,于是他心安理得,天趣盎然,剔剔牙齿,摸摸肚子,‘万物告备于我矣’了。”评论历史,讽喻现实,在幽默中寄托着对国内外反动统治者的控诉。可见,鲁迅的杂文是真理和谐趣的高度统一的理趣美,是代表着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幽默的最高水准。对人民来说,读鲁迅的杂文,是在笑声的王国里作真理探胜的旅行,对于那些丑类来说,是引颈苦待被钉在“历史的耻辱柱上”的可怕判决。为了说理的需要,鲁迅在他的杂文中,广泛援引和活用中外神话,寓言、故事、传说等材料,这些材料本身就是诙谐有趣的,经过作家夸张、借喻、双关、反语、暗示等讽刺,幽默手法的运用,与作家所要阐发的真理珠联璧合、交相辉映,如《由中国女人折脚,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,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》,单看这个长题目,谁都会觉得好笑。本篇是应林语堂编的《论语》而作的。文章从“缠足”谈起,分为两派,一派说起源早,一派说起源迟。“说早的一派,看他的语气,是装成缠足的,事情愈古愈好,所以他一定要考出连孟子的母亲,也是小脚妇人的证据来”;“说迟的一派却相反,他不恭维缠足,据说,至早,亦不过起于宋朝的末年”,这一派也是“贵古而贱今”的观点来论证的。鲁迅说两派的话,都错,也都对的,错——从汉唐的图画,女人脚上有圆头履,有方头履,可见是不缠足的,对呢——汉朝确有一种“利屣(舞鞋)穿久就形”趾敛。缠足,“尖”还不够,并且勒令它(9小)起来了,最高模范,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。这实在是“过火”,鲁迅由此引出所谓中国人之非中庸。可见中庸,然而孔夫子这样的“圣人”为什么要大呼要“中庸”呢?鲁迅的推论是,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,鲁迅随手举了两件大事来说明这个道理:“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,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,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,富翁胖到发哮喘病了,才去打高尔夫球,从此 主张运动的紧要。”

  鲁迅说,以上的考据,都是“读书问得来”,若急于近功,妄加猜测,即很容易陷“多疑”的谬误,这实在是“左右而言他”。

  3、议论的抒情化。鲁迅的杂文燃烧着神圣的爱憎,洋溢着抒情的激情,充满着诗的情趣。真情是一切文学创作的艺术生命,杂文也是如此。鲁迅的杂文是他的真情的流露,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正如他在《七论》《文人相轻》里说的“现在这‘可怜’的时候,能杀才能生,能憎才能爱,能生能爱才能文”。如面对段祺瑞军阀政府制造的“三一八”惨案,鲁迅愤笔写道:“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,是一件事的开始。墨写的谎说,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。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,拖欠得愈久,就要付更大的利息!”(《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》)又如《“友帮惊诧论》(《二心集》):

  这是在论证吗?也不是!作家用不着论证,他只需要摆出“友邦人士”所谓“惊诧”和他们并不“惊诧”的事实,加以对照,六合猜,加上两个“好个‘友邦人士’!”的反语,再加上一个“是些什么东西!”的怒斥,“友邦人士”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鼻孔出气的丑恶面目便昭然若揭了。读罢这段义愤填膺的斥责,我们眼前矗立着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——鲁迅先生的高大形象。可见,鲁迅杂文既不满足于一般的就事论事,也不满足于稍胜一筹的就事论理,他所追求的是感情的表现,是情、理的融合!正是这一点,使鲁迅杂文充满了画意,充满了诗情,它给人们的不是什么枯燥的论点或教杀,而是惑的薰陶与愉悦。

  在鲁迅的杂文中,还有许多诗意盎然的篇章如《夜颂》、《秋夜纪游》、《白莽作孩儿塔》等。这一切,充分显示了鲁迅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精湛融汇与高度结合。它既有强大无比的思想威力,又有无限深厚的文学魅力,不愧是我国现代杂文的典范。

  展开全部鲁迅的杂文,无疑是他无与伦比的独创的思想天才和艺术天才的结晶。关于鲁迅杂文的思维特点,是鲁迅研究专家早就注意了的问题。徐懋庸和曾分别指出唯物辩证法在鲁迅杂文中的出色运用;冯雪峰认为鲁迅杂文是“诗与政论的结合。”唐弢认为鲁迅杂文是逻辑和形象思维与具体材料和统一。我们认为更确切的说法是,鲁迅杂文是辩证的理论思维和情感形象的审美思维的完美统一。那么鲁迅式的辩证的理论思维有些特点:1、微观和宏观的统一。鲁迅杂文内容是极其广泛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,大到整个“社会”,整个“文明”作批评对象,小到寻常的社会现象,但又“以小见大”,“借一斑而略窥全豹,以一目而尽传精神”。这种分析和综合相结合,鲁迅曾在《准风月谈后记》中,有很好的说明:“我的杂文,所写的常是一鼻、一嘴、一毛,但合起来,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。”2、微观和宏观的统一。在鲁迅杂文中,有单纯的历史考察和单纯的现实解剖的出色篇章,但大多数是历史的反思和现实剖析相统一的,这是鲁迅杂文辩证的理论思维的重要特征。鲁迅这类杂文,善于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勾画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,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规律,鲁迅的杂文,包容我们民族的整部历史,充满丰厚有历史感和深刻的历史预见性。

  3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。鲁迅的博识是无与伦比的。他精通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、医学、地质学,也有丰富的文学、绘、历史、哲学、宗教、道德、法律、民俗、考证等。使他的杂文在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时,总能得心应手,运用自如地调动有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知识。

  4、“破坏”与“建设”的统一。鲁迅的杂文,是不留情面,坚忍不拔地“暴露”和“攻打”旧社会和旧文明的匕首和投枪,充满着批判和战斗的激情。别林斯基说过:“任何否定,如果要成为生动的,诗意的,都应当是为了理想而否定的”。杂文家的鲁迅,既是尖锐的社会批评家,又是伟大的社会改革家,既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,又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,他杂文中的“任何否定”都是“为了理想而否定的”。

  因此,鲁迅的杂文是以议论为主的文学散文,是辩证的理论思维和情感形象的审美思维的互相统一和有机的融合,这一思维的根本特定,决定了鲁迅杂文带有鲜明的艺术特质:即集中表现了议论的形象化、议论的理趣化和议论的抒情化。

  1、议论的形象化。鲁迅曾对自己杂文的艺术手法有一个基本的说明:“我的坏处,是论时事不留面子,砭锢弊常取类型”,因此,他的杂文并不局限于描写这一个具体的人与事,而使它具有历史的概括性和普通性,成为这一类人和事的图象和标本,这就是鲁迅所说的“常取类型”。这也是要求作家杂文创作时,议论要形象化。而议论形象化的途径和方法很多,首先是借助想象、联想创造出那些带有比喻和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,如“落水狗”、“叭儿狗”、“夏三虫”、“二丑”等形象,创造的意象如“黑色的染缸”,“小摆设”等。单就“叭儿狗”类型形象的创造,就让人拍案叫绝,不仅在早期杂文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一文中得到充分的刻划。而且鲁迅与形形色色的“叭儿狗”长期战斗中,不断地画出了其种种变幻,如“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……就叫起来,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”,“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的‘叭儿狗’”;“即使无人豢养,饿得精疲”,《而已集小杂感》变成了野狗了,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,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“丧家犬”,曾经是激烈的狼,现已“被驯服”,失去了“野性的”狗,“地位虽在主人之下,但总在别的统治者之上的”。“殖民地上的洋大人”的“宠犬”,“岌岌不可终日”,《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》,“一有变化,它们就另换一付面目”的“不忠实”的狗等等。《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》将鲁迅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,陆续勾勒下的“狗相”合起来看,现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“走狗”的类型形象,都得到了充分的刻划与表现。又如1932年,《二丑艺术》,“二丑”乃是戏剧里“二花脸”,鲁迅说这是由于“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,提出精华来,制定了的脚色。”鲁迅认为二丑的本领在于他们有帮闲之才,“懂得些琴棋书画,也来得行令猜谜”。并以“小骂大帮忙”为目的。比如对主子说“老爷,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,您老人家的可有些脏,应该洗一洗。”在帮凶或帮忙,也显得特别的阴险,尽量不露痕迹,“有谁被压迫了,他就来冷笑几声”“有谁被陷害了,他又去吓唬一下,吆喝几声”,然后转过脸来,对看客指出主子的缺点,一面摇着头装起鬼脸说:“你看这家伙,这回可要倒楣哩!”这后一手的二丑的特色,也是他们的绝招,他们既要不失主子的宠幸,又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。其次是起绰号或漫画,鲁迅曾《五论“文人相轻”——明术》中说:“果弋里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字——或者也是自夸——说是名号一出,就是你跑天涯海角,它也要跟着你走,怎么也摆不脱。”鲁迅很赞赏“五四”时期钱玄同创造的“桐城谬种”和“选学妖孽”,认为只有他自己创造的“革命小贩”和“洋声恶少”,差可匹敌。“革命小贩”是骂杨邨人的,这位曾加入,28年参加太阳社,叛变革命之后,竟在《现代》杂志,公开揭起“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”之旗,攻击鲁迅等对“第三种人”的批判是错误的。所以鲁迅在《答杨邨人公信的公开信》,揭露杨邨人是“革命声中的一位小贩”,“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”,为做稳,“第三种人”起见,“总得一点零星的忏悔,对于统治者,其实是颇有些用处的”。“洋场恶少”指的是施蛰存,这是一位《现代》杂志主编。向青年推荐《庄子》、《文选》,鲁迅发表了《重三感旧》一文,进行了恳切的批评。但施蛰存立即写《〈庄子〉与〈文选〉》进行反驳,说鲁迅文章如没有古文学的修养,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,还讽刺鲁迅用骈体文为《淑姿的信》作序,因鲁是“素昧平生,无话可说,以骈文含胡之。”针对施不良倾向和态度,鲁迅又写下《“感旧”以后》(上)、(下)、《扑空》、《答兼云》等许多杂文,明确揭示这“虽为书目所引起,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,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”,“是一大群遗少群的风气”。鲁迅还严正批评对手在论争中的表现:“无端的诬赖”,“猜测,撒娇,装傻”,这就不仅是“遗少”的问题,还现出“洋场恶少”的本相了。除此之外,还有“捐班文人”、“粪帚文人”、“商定文豪”等,也都是“寥寥几笔”,就把对象“形神毕肖”勾画出来,让他们逃到天涯海角也甩不掉的。

  再次是描摹人物的动作、声口、心理。例如陈西滢和徐志摩的互相吹捧,徐志摩说陈西滢学法朗士的文章当得起“有根”,只有他才当得起“学者”的名词,陈西滢则说徐志摩在新文学家中“尤其”特出,鲁迅嘲弄说,现在中国的“有根”学者和“尤其”的“诗人”是“互相选出”了(《无花的蔷薇》)三十年代初胡适转向反动,去拜谒“废帝”溥仪,鲁迅在《二心集知难行难》中引了谒见后胡适对人说起他们当时的对话:“他叫我先生,我叫他皇上”,仅此一句,就将胡适的反动和无耻写尽了。又如刘半农1933年参与北京大学招考,在阅卷中,有考生把“昌明文化”写成“倡明文化”,这本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错误,可是刘无聊透顶,自己写起自批自注的打油诗,发表在《论语》上,对比大加嘲笑:“倡即‘娼’字,凡文化发达之处,娼妓必多,谓文化由娼妓而明……”等等。鲁迅见了很反感。便著文《“感旧以下”》(下),把考生的字和刘半农的自批自注的打油诗放在一起,刘半农的浅薄相就暴露无余(教授),并且说《诗经》里有“倡予和女”,至今还没有人解作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”的,有理有据地反驳了刘半农。

  以上几种方法,均为鲁迅杂文写人的灵魂方法。鲁迅杂文中人物形象的刻划自然同小说或纯文学散文不同的,带有片断的、漫画夸张的性质,同时它是直接逻辑评论服务的。德国诗人海涅在《论德国宗教与哲学》的历史中评论莱辛的一段名言,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杂文形象创造的意义。在那里,海涅说:“他(莱辛)用他才气纵横的讽刺和极可贵的幽默网住了许多渺小的作家,他们象昆虫封闭在琥珀中一样,被永远地保住在莱辛的著作里,他处死了他的敌人,但同时也使得他们不朽。”鲁迅和下的许多杂文形象,确有“不朽”的思想和艺术价值。

  2、议论的理趣化。朱自清在《鲁迅先生的杂感》中说:“鲁迅先生的《随感录》……还有一些‘杂感’,在笔者也是‘百读不厌’的。这里吸引我的,一方面固然也是幽默,一方面却还有别的,就是那传统的称为‘理趣’,现在我们可以说是‘理智的结晶’的,而这也就是诗。”鲁迅非常强调杂文要有“趣味”能引人发“笑”,能给读者以“愉快和休息”,鲁迅也反对为“笑”而“笑”,为“幽默”而“幽默”,为“滑稽”而“滑稽”,反对把“肉麻当有趣”的庸俗低级“趣味”,鲁迅的这一切主张贯彻在他的杂文创作里。鲁迅无疑是一位卓绝于古的“笑”的大师。罗马诗人贺拉斯曾说一句名言即“含笑读真理,又有何妨?”作为杂文大师的鲁迅,不仅是勇猛无畏地狙击中国的旧社会和旧文明的“霹雳手”,他还是“含笑谈真理”的讽刺和幽默大师。“含笑谈真理”是鲁迅杂文思想和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,是鲁迅杂文为读者长久喜爱、传诵不衰的一个奥秘所在。例如《隐士》隐士尽管“泰山崩,黄河溢”,却“目无见,耳无闻”,但“苟有议及自己或他的一伙的,则虽千里之外,半句之微,他便耳聪目明,奋袂而起”。又如《病后杂谈》,揭发反动统治者施行“仁政”,鼓吹“君子远疱厨”自欺欺人的实质。“君子非吃牛肉不可,然而他慈悲,不忍见牛的临死的”觳觫,于是走开,等到烧成牛排,然后慢慢的来咀嚼。牛排是决不会‘觳觫’的了,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,于是他心安理得,天趣盎然,剔剔牙齿,摸摸肚子,‘万物告备于我矣’了。”评论历史,讽喻现实,在幽默中寄托着对国内外反动统治者的控诉。可见,鲁迅的杂文是真理和谐趣的高度统一的理趣美,是代表着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幽默的最高水准。对人民来说,读鲁迅的杂文,是在笑声的王国里作真理探胜的旅行,对于那些丑类来说,是引颈苦待被钉在“历史的耻辱柱上”的可怕判决。为了说理的需要,鲁迅在他的杂文中,广泛援引和活用中外神话,寓言、故事、传说等材料,这些材料本身就是诙谐有趣的,经过作家夸张、借喻、双关、反语、暗示等讽刺,幽默手法的运用,与作家所要阐发的真理珠联璧合、交相辉映,如《由中国女人折脚,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,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》,单看这个长题目,谁都会觉得好笑。本篇是应林语堂编的《论语》而作的。文章从“缠足”谈起,分为两派,一派说起源早,一派说起源迟。“说早的一派,看他的语气,是装成缠足的,事情愈古愈好,所以他一定要考出连孟子的母亲,也是小脚妇人的证据来”;“说迟的一派却相反,他不恭维缠足,据说,至早,亦不过起于宋朝的末年”,这一派也是“贵古而贱今”的观点来论证的。鲁迅说两派的话,都错,也都对的,错——从汉唐的图画,女人脚上有圆头履,有方头履,可见是不缠足的,对呢——汉朝确有一种“利屣(舞鞋)穿久就形”趾敛。缠足,“尖”还不够,并且勒令它(9小)起来了,最高模范,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。这实在是“过火”,鲁迅由此引出所谓中国人之非中庸。可见中庸,然而孔夫子这样的“圣人”为什么要大呼要“中庸”呢?鲁迅的推论是,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,鲁迅随手举了两件大事来说明这个道理:“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,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,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,富翁胖到发哮喘病了,才去打高尔夫球,从此 主张运动的紧要。”

  根据这个理论,人们要记起肚子,大致犯了胃病了。孔老夫子是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”的,因此,鲁迅推论他得过胃病,并且还找出促使他生病的客观原因。

  鲁迅说,以上的考据,都是“读书问得来”,若急于近功,妄加猜测,即很容易陷“多疑”的谬误,这实在是“左右而言他”。

  3、议论的抒情化。鲁迅的杂文燃烧着神圣的爱憎,洋溢着抒情的激情,充满着诗的情趣。真情是一切文学创作的艺术生命,杂文也是如此。鲁迅的杂文是他的真情的流露,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正如他在《七论》《文人相轻》里说的“现在这‘可怜’的时候,能杀才能生,能憎才能爱,能生能爱才能文”。如面对段祺瑞军阀政府制造的“三一八”惨案,鲁迅愤笔写道:“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,是一件事的开始。墨写的谎说,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。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,拖欠得愈久,就要付更大的利息!”(《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》)又如《“友帮惊诧论》(《二心集》):

  好个“惊诧人士”!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,炮轰机关,他们不惊诧,阻断铁路,追炸客车,捕禁官吏,枪毙人民,他们不惊诧。中国统治下的连年内战,空前水灾,卖儿救穷,砍头示众,秘密杀戳,电刑逼供,他们也不惊诧。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,他们就惊诧了!

  这是在论证吗?也不是!作家用不着论证,他只需要摆出“友邦人士”所谓“惊诧”和他们并不“惊诧”的事实,加以对照,加上两个“好个‘友邦人士’!”的反语,再加上一个“是些什么东西!”的怒斥,“友邦人士”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鼻孔出气的丑恶面目便昭然若揭了。读罢这段义愤填膺的斥责,我们眼前矗立着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——鲁迅先生的高大形象。可见,鲁迅杂文既不满足于一般的就事论事,也不满足于稍胜一筹的就事论理,他所追求的是感情的表现,是情、理的融合!正是这一点,使鲁迅杂文充满了画意,充满了诗情,它给人们的不是什么枯燥的论点或教杀,而是惑的薰陶与愉悦。

  在鲁迅的杂文中,还有许多诗意盎然的篇章如《夜颂》、《秋夜纪游》、《白莽作孩儿塔》等。这一切,充分显示了鲁迅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精湛融汇与高度结合。它既有强大无比的思想威力,又有无限深厚的文学魅力,不愧是我国现代杂文的典范。· 我科学家突破再生T细胞技术难题684646.com石棉县东风俊风e17纯电汽车配件易咖e7充电器怎么卖www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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